發布日期：2026-05-24
一、一個長期存在的誤解
在金融投資領域，鮮有議題如“量化投資與價值投資的關係”這般引發持續而激烈的爭論。在許多投資者的認知圖景中，價值投資是“慢”的——它以深度基本面分析為核心，信奉“買入並持有”的長期哲學；而量化投資是“快”的——它依賴數學模型和高頻交易，追求瞬時定價偏差的套利收益。很多情況下，二者被視為截然對立、水火不容的兩條投資道路。
然而，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掩蓋了一個更為深刻的真相：量化投資與價值投資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在邏輯、工具與哲學層面實現深度統一。 全球價值投資協會（Global Value Investing Association）認為，將二者割裂看待不僅是一種認知偏差，更可能錯失一個投資方法論進化的歷史性機遇。
本文旨在系統地論述量化投資與價值投資的內在關係，剖析二者結合的核心路徑，並指出這一融合趨勢對投資行業的長遠意義。
二、還原真相：量化投資的核心要素在投資邏輯，不在速度
公眾對量化投資的最大誤解之一，是將其等同於“高頻交易”。這一誤解根深蒂固，以至於“量化”一詞在許多人腦海中幾乎直接與“速度”、“演算法圍剿”等標籤畫上等號。然而，事實遠非如此。從全球視角來看，量化投資策略大致可分為三類：高頻策略、統計套利策略和基本面量化策略。 高頻交易只是量化投資的子集之一，依賴極快的交易執行速度來捕捉市場流動性不均衡和短期價格無效機會；而大部分量化交易，尤其是基本面量化策略，持倉週期可以短則數月、長則數年。
更重要的是，量化投資的核心競爭力從來不是運算速度，而恰恰是價值投資所倡導的投資邏輯，透過發現價值與價格的偏差，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利用量化工具實現投資活力。
一個充分的證據便是價值投資的奠基人本傑明·格雷厄姆，被巴菲特定性為“量化投資的師祖”。這一論斷初聽之下或許令人困惑，但細究其投資方法便會豁然開朗。
格雷厄姆時代的“菸蒂股”投資——系統性地尋找股價遠低於淨流動資產的股票，並構建分散化組合——實質上就是一種手工執行的量化策略。它將“低估值”這一清晰的標準應用於全市場，以系統化、公式化的方法篩選投資標的，再將資金分散配置於多個符合條件的股票中。這套方法論與今日量化投資的核心邏輯如出一轍：定義可量化的規則、系統性執行、分散化持倉、等待價格迴歸價值。 二者的本質差異，僅僅在於執行工具的不同——格雷厄姆靠的是算盤和紙筆，而今天的量化模型依靠的是計算機和演算法。
同樣，近期公佈的行業監管細則中得到了制度層面的呼應。2025年7月正式生效的《程式化交易管理實施細則》，主要針對不規範的高頻交易行為，而非量化投資的核心邏輯。監管層明確推動量化交易向中低頻、更長線策略轉型，行業將從“速度競爭”轉向“深度競爭”。這意味著，即使從監管導向來看，量化行業也正在迴歸到比拼研究深度和邏輯框架的正軌上。
三、深度剖析與市場實踐：量化工具背後的價值投資邏輯
在量化研究領域，方法論大致可分為歸納法與演繹法兩類。歸納法從歷史資料中挖掘各類現象或規律，提煉總結後形成可用於投資的因子——這是當前許多量化機構的主流做法，但既存在挖掘“偽規律”的顯著風險，也會因為市場變化，導致短期量化策略突然失靈。演繹法則恰好相反：以邏輯為起點，先確立“為什麼”，再推導“如何做”和“是什麼”，最後透過資料來驗證假設。演繹法出錯機率更低，因為它以嚴謹的邏輯為基石。
透過將演繹法進行過驗證的價值投資理念轉化為量化模型，是目前市場上許多機構的主流選擇，其核心任務是將那些原本依賴主觀判斷的投資標準，轉化為可觀察、可測量、可回溯檢驗的量化因子。
這一路徑在學術和業界已有豐富的探索。以格雷厄姆式的價值投資為代表，可以透過低估值類因子（如市盈率、市淨率、企業倍數等）進行刻畫；而巴菲特式的價值投資則可以透過“好公司+好價格”的雙重標準來刻畫，即綜合考察企業的資本回報率（ROC）與經營盈利估值（EBIT/TEV）。在回測中，這些定量化表達的價值策略往往能夠獲得超越市場的表現。
更為精細化的實踐走得更遠。某知名基本面量化機構將一家企業的基本面拆解為財報類、價值類、分析師預期類三大類別，合計佔比約50%—60%，再輔以量價類因子（30%—40%）和另類資料（10%），構建起一個覆蓋全市場、多維度評分的基本面量化模型。與傳統基金經理一年只能覆蓋幾十只股票的侷限性不同，這種系統化的方式使得價值投資可以覆蓋全部5000多家上市公司，實現“廣度”與“深度”的兼得。
另一家國內基金公司則更加系統化地提出了基本面量化的“三步走”框架：主動研究聚焦核心賽道與優質公司，深度挖掘Alpha來源；透過量化手段在全市場範圍內快速剔除基本面惡化、估值偏離合理區間、風險暴露過高的標的；對標的進行多維度的收益預測、組合構建和風險控制，形成有機互補的完整閉環。
此外，量化模型還在幫助價值投資迴避“價值陷阱”——即那些看似便宜但實際上質地惡劣的股票。透過引入財務造假識別指標、破產預測模型、基本面綜合評分等系統性量化工具，投資者可以在大規模選股過程中自動剔除財務風險過高的標的。這是傳統價值投資依賴手工翻閱年報的方式所難以做到的。
四、啟示與展望
對於機構投資者而言，量化與價值投資的深度融合蘊含著巨大的戰略機遇。行業正在見證一個明確的趨勢：從“速度競爭”轉向“深度競爭”，從資料探勘的賭博式尋找“正確答案”，迴歸對商業本質和經濟邏輯的深入理解。
我們建議三類投資者重點關注這一融合趨勢：
傳統價值投資者：應在保持深度研究優勢的基礎上，積極引入量化工具來拓寬覆蓋廣度、最佳化組合管理、控制系統風險，而非將量化簡單等同於“投機”而拒之門外。
量化投資者：應從單純的資料探勘和相關性博弈，深化到對投資邏輯和經濟直覺的理解和驗證，將“資料相關”昇華為“因果邏輯”。
資產管理機構：應加快構建“主動研究+量化執行”的雙輪驅動體系，在廣度和深度的有機融合中構建差異化競爭優勢。
未來成功的投資，可能既不是純粹的價值投資，也非純粹的量化交易，而是對二者深度融合之後的產物——一個“懂量化的價值投資者”，或一個“有價值判斷的量化投資者”。正如前述基本面量化機構創始人所指出的，基本面量化是“可以慢慢做”的道路，它以“可解釋的因果邏輯”構建模型，以穿越週期的耐心等待價值迴歸。這與格雷厄姆、巴菲特的長期價值投資哲學在精神上完全同頻。
五、結論
量化投資與價值投資的“對立敘事”，本質上是源於對量化本質的誤解和對價值投資方法論的窄化理解。二者不是對立關係，而是“道”與“術”的內在統一——價值投資提供了理念和方向，量化投資提供了系統和工具。
正如業內領先的基本面量化實踐所揭示的，以演繹法驅動的基本面量化策略，正是一條被反覆驗證的成功路徑：它以邏輯為起點，以資料為工具，以價值迴歸為終點，在量化投資的“廣度”與價值投資的“深度”之間找到了平衡點。這一融合路徑不僅在中國市場獲得保險資金、銀行理財、海外主權基金等長期資本的廣泛認可，也在國際因子投資巨頭的成功實踐中得到驗證。
格雷厄姆的一個比喻至今仍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市場先生的情緒波動為我們創造了買入和賣出的機會，但真正的收益來自對企業價值的準確判斷。”今天，我們將這一智慧注入量化模型之中，用程式碼延續格雷厄姆的價值理念，從而擁有一套永不停歇的價值投資體系——這既是價值投資的進化，也是量化投資的昇華。
全球價值投資協會呼籲全行業拋開偏見、超越對立，共同探索量化與價值融合的投資未來。 這不僅關乎投資回報，更關乎一個更理性、更穩定、更可持續的資本市場生態的構建。
二零二六年五月